1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论述、当今理解知行合一的三种思路及其所存在的问题
今年是王阳明知行合一命题提出的510周年，1509年，王阳明在贵州提出了知行合一主张。当时贵州省的副省长带着贵阳书院的学生对王阳明进行过四次访问，这是王阳明一生中第一次论知行合一，当时王阳明38岁。而在前一年，王阳明刚刚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也代表着他人生中第一个理论命题的提出。
四年后，王阳明在42岁的时候与他的大弟子徐爱同回老家，在同行的船上，王阳明二论知行合一。在二论知行合一中，王阳明提出了理解知行合一说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只说一个知，便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便自有知在”。三论知行合一是王阳明54岁时的《答顾东桥书》，在这一书信中，王阳明提出了一个理解知行关系的标准：这就是“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四论知行合一是王阳明55岁对世交老友解释知行合一，他批评老友说，你总是在琢磨知和行到底是怎么合一的，这说明你是专门在概念上兜圈子。如果照你这样理解，结果只能是说之欲详而失之欲远。
由此之后，人们对知行合一就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从王阳明提出这个命题，到王阳明的弟子、王阳明的世交老友对知行合一的讨论，到今天已经有五百多年了。而这500多年，国人基本上经历了三种理解进路，我现在对这三种理解进路略微做一个说明。
第一种理解进路可以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为代表，王夫之的理解进路是典型的以认识论的进路来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王夫之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知者非知，而行者非行也”，王夫之的这一认识具有认识的准确性。也就是说，王阳明的知并不是我们一般常识意义上所说的知，王阳明的行也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行。就这点而言，王夫之认得非常准，但是他紧接着又分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认为王阳明实际上“本汲汲于先知以废行也，而顾诎先知之说以塞君子之口而疑天下”，是“销行以归知”，也就是说，王阳明仍然是一个先知后行论者。这就不仅不准确，而且完全说反了。
在咱们学术界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研究中，基本上是沿着王夫之这个认识论进路来理解知行合一说的。而这种进路的理解，恕我直言，几乎可以说是鸡同鸭讲。王夫之的归结实际上就是一种典型的鸡同鸭讲，根本不知道王阳明说的是什么含义，这实际上是两个轨道——认识与道德不同轨道上的互相打量。
其次是王阳明的后学，在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上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比如黄宗羲就认为“良知感应神速，无有等待”，也就是说，刚一知马上就可以行了。这又等于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仍然是一种坚持先要知然后才能行的主张，那么，这就仍然不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真意，而是程朱的知行主张。因为他认为从良知到致良知，仍然有一个过程。
实际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本身就是针对程朱的知先行后说提出来的，程朱也追求知与行的前后统一，也肯认由道德之知到道德实践之行，程朱先知后行说就是为此而提出来的。但是如果真的是先知后行，不仅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没有提出的必要，而且其精义也全然没有阐述的可能。
第三种是20世纪的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解，这个新的理解直到现在还代表着咱们学界最接近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解。这是杜维明先生的体知说，杜维明196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就是《青年王阳明》，他下了很大的工夫，认真解读青年王阳明之后，很快就提出了一种体知说。这个体知就相当于咱们今天所说的体验、体证等等。也就是一种实践活动中的既知且行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