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期间，胡歌妈妈不幸逝世，这对胡歌而言是一个重大打击。任仲伦从片场回到上海参加了他母亲的追悼会。胡歌很快就赶回了剧组继续拍戏。大家都很难受，甚至不知道怎样去安慰他，但在拍摄中，他给出的是一如既往的专业态度。
■ 大风口那场戏，是导演李仁港对于登山电影一个前所未有的突破：以动作片和武侠风的基底，他设计了一场12个登山队员在狂风暴雪中捆绑在一架梯子上艰难求生的场景，随着风力的变化，绑着所有人生命的梯子像惊涛飓浪中的小船那样失控飘摇、旋转。
这是李仁港导演的想象与创造，或许就是影片东方叙事的一种艺术审美的展现，从文案排演、电脑排演，到现场排演，李仁港费劲了心思，也做足了准备。实际拍摄现场中，天寒地冻的深夜，以二十多个工作人员为一组，在两边巨大照明灯的照耀下左右分别拉扯着梯子，以制造在风中摇摆的效果，加上人造降雪和鼓风机吹出的狂风，整整拍了一夜。
“见到这段素材时，我完全被震住了，”任仲伦说。大家完全没想到李仁港会拿出这样的想象力和视觉效果。现在这段镜头成为《攀登者》的“惊艳之笔”。
完成每天的拍摄后，演员可以休息，其他人员可以休息，但导演还需要和整个摄制组开会，即使已经拍到半夜，导演仍要筹备第二天的拍摄任务。《攀登者》的拍摄过程中，最辛苦的莫过于导演李仁港。进度与质量，是高悬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丝毫不敢松懈。
李仁港的身体并不好，在拍摄过程中因为过度焦虑和劳累，曾一度恶化到尿血、需要就医的地步。回香港就医的话，一去就是三天，他耽误不起三天。李仁港的哥哥特地从美国买了药给他带来，靠吃药临时控制住了病情。就这么一天天地拍下去，一天天地熬过去，从冬天拍到了春天。
5一场世界海拔最高的关机仪式
低调拍摄了三个月的《攀登者》，需要一个能引起高度关注的关机仪式，将所有人的目光汇聚到这一焦点。上影团队大胆提出：去西藏，去珠峰，做一场最高海拔的关机仪式！
4月9日深夜回到上海；10日，任仲伦和上影团队一起探讨起这个看起来有些疯狂的想法。大胆想象，小心求证。任仲伦对徐春萍说：大家能去的则去，不能去的则不去。实事求是。
11日，徐春萍带着先遣小组直飞拉萨，开始“探路”。
为了这次活动，国家电影局专门发函“保驾护航”。特别是西藏自治区党委、给予了大力支持。所有文件，极速获批。
最后定下来的进藏日期，是18日。珠峰关机的疯狂想法开始付诸实施。
带着一个150人的剧组进藏，首要就是安全问题。先遣小组联系了专业登山运动的应急保障队伍，带着所有的设备、专业人员和医护人员一起随队。他们还准备了双重保障措施，以及专业登山方面的一些保障，“高压氧仓，有；救援飞机，也有”，所有的一切，都在短暂的几天里迅速落实。
在拉萨，先遣小组去了一趟登山博物馆。院里没什么人，安静、空旷，桃花灼灼盛开，屋内的陈列品却是一段壮美历史的昭告：1960年和1975年两次登顶时登山运动员用的鞋子、觇标、铝合金梯，和薄薄的帐篷等实物。看着这些物件，大家思绪万千——从文献资料的阅读、想到拍摄过程中种种情形，一切的源头就在这里，在这一件件凝结着攀登者心血、鲜血乃至生命的物品中。
13日晚上，徐春萍回到上海，开始正式筹备。150个人的团队，七天的行程，她和自己所带的团队，仅仅用了四天就完成了所有安排工作。吴京、张译一同进藏，张译之前甚至没有上过高原，年近七十岁的徐克也表示要一起去，这些艺术家的敬业和坚持，让她备感责任重大。“在艺术家的称谓之下，他们有一种‘拼命’、不惜命的精神，如果他们都可以做到这样，我们更应该如此。”
18和19日，大部队陆续抵达拉萨。1975年胜利登顶珠峰的中国登山队队员桑珠也专程来到活动现场，在登山博物馆为大家真情讲述了中国登山队勇攀珠峰的真实历史。其中讲到攀登者的牺牲经过，吴京泪难自抑，在场许多人也潸然泪下。张译看到当年攀登者的手印，他用手掌贴上去，想与英雄的手相握，感受英雄的力量。
历史自有其证，真实力拔千钧，他们以电影为媒向登山前辈的致敬，将会把这段几乎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的壮举和精神重新带回人们的视野，重新灌注进中国人的骨血。
从拉萨到日喀则，21日抵达定日县城。这里是离珠峰大本营最近的驻地，第二天清早，他们将驱车赶赴大本营举行正式的关机仪式。
任仲伦已经是第三次进藏了。他表面指挥镇定自若，其实血压已经飙升至低压136，高压超过180，这是典型的“高山病”——高原性高血压。徐春萍的血压也在逐渐“攀升”。安全起见，不少人建议任仲伦不要去珠峰大本营了，他一一婉拒。“那时候，从内心来讲，我是没有退路的，我一定要去。”其实，他内心是有隐忧的，整个晚上担心意外出现，静静等待到天亮。
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随队医生会给大家分发提高氧含量的药物，并及时监测血压变化。有不少人出现了高原反应，严重的已经送医治疗，有人呕吐不已，一吐就是几个小时，不少人出现了血压升高的状况。
每天晚上，工作组